2012年，我“拿到船票”上船了。作为《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很有幸随“大洋一号”船破浪西行，在大西洋开展科学考察。

　　且不说晕船引起的不适，仅仅是海上生活的单调，也让长期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

　　船上的活动空间仅限于船舱和甲板。举目眺望，外面除了蓝天白云就是茫茫大海，偶尔“友情客串”一下的海燕、飞鱼、鲸鱼、海豚、彩虹，就能让全船人飞奔上甲板，可能做的也只是拍照而已。一些手脚不够快的，就只能看照片、听故事了。

　　所以，相机是出海者都会准备的“必需品”，而且还要贴身携带，生怕错过那些可遇不可求的美景。一旦拍到得意之作，便上传到船上的内网，与全船人分享。

　　大洋科考的每个航段都有一个半月左右，船上的食物储备非常有限，尽管厨师使出浑身解数，但拙劣的食材实在很难摇身变成美味。即便如此，每个周末加餐时，比平时多两个菜也会让大家为此喝上一杯。

　　对“老大洋”来说，与海为伴早已习以为常。常年出海练就了在海上获取美食的本事，一有机会就披星戴月在甲板垂钓，乐在其中，当然，旁人也有口福了。

　　“什么时候包饺子啊？”在船上，最让众人惦记的要数饺子了。这种稀松平常的吃食，在船上却只有在重大日子才能吃到。在大家千呼万唤中，饺子终于在国庆节当天隆重“登场”了。包饺子可是一场“全动”。伙房早早准备好面和馅，大家一齐上阵，从厨房到餐厅，擀皮的、包馅的，会的、不会的，个个干得热火朝天，只为那份热腾腾的“家的味道”。

　　“大洋一号”船上有间专门的健身房，那可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除了一张乒乓球桌，还有跑步机等各种锻炼器械拥挤地排列着。每天晚上，狭小的空间都人声鼎沸，尤其是打乒乓球的，按照水平高低预约时间，刚入门的新手一般只能到晚上10点以后才有机会挥上几拍子。

　　在海上漂久了，工作再忙、同伴再多，也会有想家的时候。船、队员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是收发电子邮件，并且还有流量限制。没有声音，没有图像，只有寥寥数语，也算是一种寄托与慰藉吧。这就不难想象，每次靠港时，大家着急打电话的迫切心情，久违的乡音在甲板、走廊此起彼伏。

　　作为北欧国家，芬兰给国人的普遍印象是经济发达、高福利、地广人稀芬兰因此而闻名，而又不仅限于此。

　　2013年6月下旬，我随媒体访问团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对芬兰有了别样的认识与感受。

　　飞机在赫尔辛基上空盘旋，从窗口向下俯瞰，一丛丛绿色围绕着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个素有“千湖之国”美称的国度，国土面积中的70%是森林，10%是湖泊。

　　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前往老工业城市坦佩雷的路上，铁轨两侧满眼的绿色晃眼炫目，整齐的草坪、郁郁葱葱的树林从窗口迅速掠过。我想起了芬兰国家形象宣传册中的一句话：我们的国旗是蓝色与白色的，但我们的国家是绿色的。

　　信任慢慢的变成了了这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而在赫尔辛基，我也亲身感受到信任阳光带给人的温暖。

　　当时正值赫尔辛基市举行建市周年庆典，我在一处小摊买了一个具有芬兰特色的纪念品。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想将纪念品退掉。

　　我拿着包装好的纪念品来到小摊处，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上的准备。小摊主人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还是想再来一个。我道出个人缘由后，小摊主人毫不犹豫地拿出50欧元交给我，顺手将纪念品接过直接放到货堆里边，并用带着浓重芬兰语口音的英语问我，“Do you need something else？（您还需要点什么？）”时，我已经没办法接招了。

　　退货对中国的小商贩来说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人们通常会仔细检查商品是否受损，有些甚至会打出“概不退货”的招牌。芬兰小摊主对顾客的绝对信任让身处异国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教育平等是芬兰教育闻名世界的一大特色。让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这也是芬兰教育的核心价值。

　　教育水平提升使芬兰妇女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联合国发表的一项有关2008年世界妇女参政状况报告数据显示，芬兰是妇女参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芬兰内阁的20名成员中有女性12名。

　　平等在芬兰不仅体现在男女性别中，更是深入到民族、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各个层面。

　　前不久，电影《乔布斯传》在各大影院上映，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了。影片中的很多场景都发生在IT业的“圣地”美国硅谷，这让我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两次“朝圣”之旅。

　　2011年6月，借参加英特尔研究日活动之机，我第一次领略了硅谷的风采。当时，我所住的Marriott酒店位于硅谷的中心区，对面就是雅虎的总部，其旁边是McAfee的总部，再远一些是EMC公司，附近环绕的还有英特尔等大公司。第一次，这么多的大企业栉比鳞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次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美国硅谷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这也是个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地方：它曾是SGI当年总部的所在地。20年前，SGI曾是硅谷地区最好的公司。而今，此公司已了无踪迹。20年，它亲眼见证了硅谷残酷的“优胜劣汰”。

　　2013年5月，我再次抵达硅谷，参加为纪念以太网诞生40周年而举办的以太网创新峰会。峰会的活动场地之一又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不过，这次陪我参观的是一个硅谷的“牛人”鲍勃梅特卡夫。

　　鲍勃幽默、风趣，且风度翩翩，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一生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最大的贡献是因为发明了以太网而被称为“以太网之父”；1979年，离开帕洛阿托研究中心，成立了3COM公司，将以太网产业化；之后，他从3COM退休，成为了一名风险投资者；现在则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创新总监。

　　和鲍勃一起，我们还拜访了大名鼎鼎的施乐帕洛阿托研究中心。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帕洛阿托研究中心曾经诞生了多项划时代的现代计算机技术，以太网也是其中之一。

　　在帕洛阿托研究中心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这些“第一”琳琅满目地陈列在那里，还有年轻时的“鲍勃”们的录像，让人类能永久地记住昔日硅谷的时光。

　　而今回想起这两次在硅谷的经历，仍有震撼之感萦绕心头：那么多的“牛”企、那么多的“牛”人，扎堆地呆在那里，似乎随时会有下一个“乔布斯”站出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此外，他们尊重历史，却又不囿于历史。有次吃饭的时候，我旁边正好坐了位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高管。他告诉我，“馆内的展品都是信息时代最值得保存的故事和产品，我们要借此记录计算机革命对我们正常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然而，通过在硅谷的采访，我却切身感受到硅谷无时不在的竞争以及不断改写的历史。面对移动网络的冲击，现在微软、英特尔这些实力强劲的大企业也颇有些迷茫。面对苹果和谷歌的后来居上，Twitter和Facebook的模式创新、曾经的“大佬”们也在寻找自己新的出路。

　　转型和创新，不仅是中国公司要面临的沉重话题，也是这些跨国企业要应对的严峻考验。

　　2012年夏天，在爱尔兰最好的季节，我来到这里体验了一场冷热分明的“科学狂欢”。

　　欧洲科学开放论坛（ESOF）是欧洲最大规模的科学大会。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我早就听说，尽管ESOF的历史并不长，但却算得上是欧洲版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

　　因此，当我从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那里明白他们即将资助几名中国的科技记者前往2012年ESOF会议现场时，就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经过基金会漫长的审核，我最终幸运地收到了以“congratulations”开头的邮件，都柏林开始热情地欢迎我的出现。

　　在都柏林入关时，一名海关官员听说我前来报道ESOF2012，兴致勃勃地试图和我讨论希格斯玻色子。

　　“发现了上帝粒子，我们认识世界又能向前一步。”说这句话时，他俨然是一名科学家。

　　这个细节让我感到在ESOF期间都柏林热烈的科学气氛，让我非常兴奋。我像一个追星族一样追随着一个个热点。

　　会议第二天，“人造生命之父”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就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进行了题为《生命是什么》的演讲。要知道，70年前，薛定谔也在这里举行过同一主题的报告。记者、科学家们都在猜测，文特尔究竟认为生命是什么，他是要挑战薛定谔吗？

　　演讲的门票很快就发光了。直到演讲当天，我才抢到了一张退票，在最后一刻狼狈地冲进了礼堂。人头攒动中，文特尔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特森先后从我身边走过。

　　另外一场演讲中，我见到了CERN的负责人洛夫霍耶尔。当时，CERN刚刚宣布疑似上帝粒子的发现。霍耶尔说，几天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希格斯收到霍金的通知“支票已寄出”，这是霍金输掉的100美元赌注，他押注的正是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的理论。全场爆发笑声和掌声。

　　我还单独采访了科学画廊的负责人，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科学传播的实践经验。

　　我抵达都柏林时，正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虽然在夏天，都柏林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更可怕的是，我被航空公司通知行李还在中转站，要第二天才能到达。于是，我穿着短袖、短裤和凉鞋，在瑟瑟发抖中找到了酒店。

　　在赶到文特尔演讲现场的路上，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成了“落汤鸡”，连录音笔都失灵了。

　　此外，会议主办方给媒体准备了一日三餐，但每餐都只有冷冰冰的面包卷，酒店也只提供冰水，我常常感觉身体泡在冷水里。

　　会场的热和天气的冷，都柏林采访ESOF的经历像淬火一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从做记者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有机会跟随我国海洋科技工作人员到大洋中去，亲历和见证他们的科研和生活。

　　2002年12月30日，作为唯一一名记者，我跟随执行我国大型深海科学观测试验任务的“向阳红14号”科学考察船，从广州起航远赴西北太平洋，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这次的科考任务是投放ARGO浮标，这也是我国建立全球海洋观测网的一项基础性科学试验工作。

　　按照航行计划，“向阳红14号”在通过巴士海峡后进入菲律宾海峡，最远将航行至北纬6度、东经130度的近赤道太平洋海域，到达西太平洋暖池边缘海域，总航程3500海里，共计15天。

　　船长苏立通鼓励我说：“这次我们出海航程比较短，不会太辛苦。”但对于第一次出海的我来说，一趟下来感觉还是挺“辛苦”的。

　　离开广州后，“向阳红14号”进入了风高浪急的巴士海峡。这里冬季海况恶劣，风力强度有七八级，阵风有时高达十一二级。站在驾驶舱，面对一个又一个迎面“砸”来的巨浪，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惊心动魄。

　　2003年1月1日零点新年钟声敲响时，“向阳红14号”裹着风雨成功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15天的航行中，“向阳红14号”在太平洋的风风雨雨中左右摇摆着，宛如一叶小舟。这种状况令人寝食难安，有时甚至步履艰难，谁说不辛苦呢？

　　如果说辛苦，晕船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一大考验。听船员讲，过去就有人一上船就晕，一直晕到下船，难受得只想跳海。刚开始的两天，我也有轻度的晕船反应，那滋味确实不好受，头晕目眩，只能躺在床上来减轻晕船反应。而同样有着晕船反应的船员和科考队员们却要坚守在岗位上，保证航行安全和科考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遥远的太平洋上如何及时发回稿件是个大问题。“向阳红14号”不具备上网的条件，更无另外的便捷的传送设备，最后只得采取接力的传递办法，先将稿件以电报的形式发回位于广州的南海分局，然后再从广州传送到北京的报社，可谓“字字皆辛苦”。

　　太平洋也有宁静时。湛蓝的天空，蔚蓝的海水，满天的繁星，此时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有的只是太平洋赐予的享受和愉悦。

　　2012年5月19日至23日，我作为《中国科学报》记者，受西门子公司之邀，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参加西门子公司第六届冶金与采矿全球媒体峰会。这是我第一次出国采访，而且又远赴北美洲，一路行来，有颇多感悟与收获。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是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也要重视实践。这次赴墨西哥采访，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采访中，我参观了墨西哥最大的综合型钢铁厂Ahmsa公司，并对该钢铁厂进行了深入了解。当时，中国的钢铁企业由于铁矿石受制于人以及产能严重超过标准，正陷入严重的亏损境地。而Ahmsa公司却过得比较“滋润”，根据Ahmsa公司的财报，2010年公司出售的收益净额为333.46亿比索，净利润6.35亿比索。

　　Ahmsa对上游资源的掌控能力较强，有自己的矿山，开采后可以直接将铁矿石送至钢铁冶炼厂。另外，墨西哥的钢铁行业较为集中，前三位的钢铁公司控制着国内80%的市场占有率，而Ahsma作为墨西哥最大的综合型钢铁公司，占据了25%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能比较好地发挥规模优势。另外，Ahmas公司不仅关注做大，还关注做强，该公司投资了4亿美元，用于引进全球先进的节能环保项目Finex。

　　这些都让我深深认识到，中国的钢铁企业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对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同时产业升级也势在必行。

　　在这次采访中，中国记者之间的团结友爱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赴墨西哥采访的中国媒体，既有《中国科学报》这样的科技类媒体，也有大众财经类媒体和行业媒体。有句话叫作“同行是冤家”，我们这些媒体在国内是竞争对手，但是当我们走出国门，面对其他几个国家的媒体时，却自觉地抱成一团。

　　我至今对当时采访的情景记忆犹新：来自各个国家的媒体分区落座，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记者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互相帮助，共同消化理解会议资料，并一起探讨问什么样的问题更恰当，然后推选代表站起来提问。从现场效果来看，我们中国记者的提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质量也较高。

　　到了下午的分组专访环节，我们中国记者再接再厉，从不同角度频频发问，由于我们的问题太多，以至于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延长采访时间。

　　采访结束后，会议主办方对中国记者的表现十分赞许。对我们说，从中国记者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