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此后，先后在西北工学院、四川铭贤学院和武汉大学任教。1945年，他考取公费留英，进入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院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并在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概念，被导师推荐直接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内燃机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王西学院任研究员。1951年6月，他舍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不仅内燃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高等院校尚未设立内燃机专业。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史先生回国后即积极推动与筹划，1952年，先生领导建立了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成为中国这一专业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并亲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当时没有教材，没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切从零开始。史先生就组织翻译前苏联内燃机教材及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了翻译俄文教材，史先生从头开始有效学习俄文，亲自翻译。而他从大学开始所接受的教科书却都是英文的。后来，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可是我从没有翻译过英文书。我翻译的著作只有两部教材，全都是俄文的，就是在那时翻译的。”而这两部教材后来也成为全国第一套内燃机通用教材。当时，先生个人承担的课程非常多，包括讲授《热工学》、《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内燃机设计》、《高速柴油机原理与设计》、《自由活塞发动机》等课程。

　　史先生非常注意培养青年教师的素质。他一贯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把逐步的提升教师自身素质与学术水平和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高等学校成为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达到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双重目的。先生的育人精神与倡导思想，为我国内燃机专业师资力量的不断强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对于学术后辈，他总是殷殷教导，竭尽所能去帮助，充满关爱之情。据原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学科学术带头人顾宏中教授回忆，有次，他曾写信给史先生，希望他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专著《涡轮增压柴油机性能研究》作序。史先生一口答应，不仅写了一个较长的序言，对全书作了全面的评价，并附信说明，为什么这么写的原因，让他十分感动。

　　史先生始终关心和指导着全国内燃机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曾是教育部全国内燃机教材编审组组长，负责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制定教学编审计划等。他还曾担任全国内燃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我国高校内燃机专业的创立和发展给予指导和引领。同时，为使国内学者能了解国际学术发展前沿和趋势，也让更多的外籍学者了解中国，他还努力争取举办了第18届国际内燃机会议。这是世界公认的内燃机科学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会议，向来都为欧美和日本等国主办，因此争取到主办权极为不易。作为开过以来国内举办的最大一次专业性国际学术会议，在史先生的多方努力下，大会组织的相当圆满，受到了国际内燃机学会理事长J.H. Wesselo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为中国内燃机学会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先生根据研发成果，撰写了《自由活塞式发动机》一书，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主编了《柴油机设计手册》这一我国首部柴油机设计大型工具书。同时，他创办了《内燃机学报》和《燃烧科学与技术》等学术期刊。此外，他还发明了柴油机复合式燃烧系统，并在流体力学、燃烧学、代用燃料、测试技术和内燃机产品发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先后发表专著、译著及科学论文百余篇（部），获得各类奖项荣誉达23项，为我国内燃机专业的教育、研究、学术体系的完善做了突出贡献。

　　史绍熙先生是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的创始人，同时是我国内燃机专业教育体系的奠基人，是我国公认的内燃机领域的开拓者。

　　1956年，史先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内燃机专业研究生导师，这是我国专家自己培养内燃机专业高级人才的开始。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后，他又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他筹建了天津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连续地创建了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我国第一个内燃机和燃烧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内第一个内燃机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史先生一生都致力于内燃机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他执教的近50年中，培养人才无数。作为大学教授，他孜孜不倦的耕耘，先后培养了上千名内燃机专业毕业生。作为研究生和博士生导师，他培养硕士生43人，博士生75人，博士后近20人。桃李满天下，英才遍中华。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和首席科学家，他为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具有深远目光，同时以为祖国培养高品质人才为目标的导师，史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方法是以人为本的。他注重教书育人，善于启发学生，注重培育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他经常鼓励学生放手去搞科学实践与实验。他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他写的推荐信不计其数，支持、推荐年轻人到国外进修或攻读学位。曾任北美华人内燃机工程师协会秘书长的李厚良是史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他有了出国留学(课程)的念头，并一度犹豫是否应该告诉史先生并请他向国外的学校推荐。当时，很多教授是反对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的，还在于这样会耽误科研进展。可当他和史先生说到这件事时，史绍熙特别高兴，并欣然同意提供帮助。不久，在史绍熙访问美国Drexel大学时，便向一位熟悉的美国教授推荐了他。史绍熙说他愿意帮助学生出国留学，是因为他相信国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是爱国的。一旦有机会，他们都愿意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出国留学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好处，自然应该支持。

　　同时，他的教育风格素以严谨著称，他对学生每一阶段的工作监督和最后成果的审查是十分严格的，经常会要求他们汇报工作进展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规划。对于汇报情况不满意的学生，则会告诫他们，“要多学习，多查资料，一定要把知识弄懂，绝对不能一知半解，搞科研一定要认真才行。”他对不应该有的错误从不姑息，批评起来常常不留情面。然而他又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往往在批评完学生之后给予其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对于史先生从严治学的风格，史先生的学生，内燃机燃烧学重点实验室的杜青老师至今都记忆犹新。他回忆说：“记得1998年5月间，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出于一些原因，将一位对自身有很大帮助但未直接参与研究工作的同志的名字列于作者中，当时在我看来，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然而先生知道后，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件事情你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人品的问题，一个学风的问题，这是决不允许的。’直到先生看了我就这一事件写给他的一份书面检查，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还都年轻，不能沾染这些不好的学术风气，这对你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他在对学生培养的过程中，注重言传身教。所谓“其身正，不令其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他严于律己，每日从黎明5点起就开始工作，每天坚持工作10小时之后，不分寒暑。他崇尚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勤奋与探索；主张言必行，行必果，恪守信义。他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有用人才。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单位中的骨干，很多人慢慢的变成了教授、专家、博导和院士，继续沿着史先生走过的道路，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同时，史先生的这种做人和治学的作风深深的影响着一代代的内燃机学子，直至今日，内燃机专业的学生们依然传承着他诚信、勤奋、钻研、严谨、创新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继续为天津大学乃至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不息。

　　自1951年，史先生在天津大学执教起，先后担任天津大学内燃机教研室主任、动力工程系主任、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热物理系主任、热能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等职。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办学思想。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里鲜有研究机构的存在。对于当时的学校来说，办研究单位，无论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困难。为此，史先生独辟蹊径，提出高校与企业部门合办研究所的想法：一方面能够利用学校的技术力量为生产服务；另一方面也能够最终靠研究所这一桥梁，使学校与生产单位联系起来，促进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天津市科委的全力支持下，1958年，天津大学成立了“天津市内燃机研究室”。此举开创了中国高校依靠社会力量合作科研的先河，这种合作方式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十年文革之后，科学界百废待兴。面对新的形势，高校教育模式也急需改革和发展。1979年到1986年间，史先生担任了天津大学副校长、校长，他比较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异同，结合我国实际，在天津大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与建设措施。历史证明，对天津大学而言，史绍熙校长是学校卓越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治学方针的确定。天津大学的前身为北洋大学，自建校之初便以“双严治教”著称，即：教师治学严谨，对学生教学要求严格。史先生担任天大副校长时，正值“”后，学校的教学秩序非常松弛。针对这一现象，他强调要加强教学管理，回到正常状态教学秩序，发扬北洋“双严治教”的优良传统。1982年，他倡导制定了《贯彻治学严谨，严格要求的意见》，把“双严治教”规定为天津大学的治学方针和校风。多年来，天津大学从始至终坚持贯彻“双严治教”的精神，树立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对于加强学生素质培养，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新时期天津大学办学的一大特色，对学校人才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合培养的教育模式的建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重点工科高校普遍感到理工分家，单办工科，难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也难以获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史校长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工分校，文理分家，使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比较狭窄，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人的聪明才智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综合化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以多学科的理论办法来进行横向和立体的研究，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于是，史校长提出了学校向“综合性、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促使天津大学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学科设置的改革，并先后建立了数学、物理、力学、化学等理科学系；外语(课程)、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文科学系；将管理工程学系发展成管理学院。这些举措使得天津大学从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迅速向一所以工科为主，兼有文、理、管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发展，为学校后来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形式的确立。史校长曾于1985年对这一重要办学思想做了如下描述：“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既是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又将会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显示出新的活力，在加速人才教育培训、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必将产生慢慢的变大的作用。”在他任校长期间，积极促使天津大学和十几个省市，几十个企业部门建立了产、学、研合作伙伴关系。在实践过程中，显著的提高了我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并输出了更加优秀和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他的这一思想在后来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引导了中国高校一系列科技园的建立。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开展。史校长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极大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在他担任校长期间，积极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几年内，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校际互访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使天津大学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十几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伙伴关系，互派留学生，互相讲学，合作科研等。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极大的拓宽了我校师生的视野，开拓了思路，对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史校长还坚持结合我国实际，博采各国之长，使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始终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点上。

　　史绍熙校长的一系列办学理念和举措，为天津大学今后的发展明确了重要的方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国家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全国高校提高人才教育与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兼顾科研的教育家，史先生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异常关切的。对于未来人才的教育模式，他的视角是有前瞻性的，他的关注对象是全面的。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那贯穿于生命始终的深深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科教兴国”始终是先生坚持奋斗的方向。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人才，一直是史先生努力的目标。

　　作为一位高瞻远瞩，具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史先生不止把精力放在培养国家高端科学技术人才上，他还关注我国青少年的教育与培养，有道是“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曾说，青少年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他曾在天津市科协代表大会上，建议立足天津市，对全国，加大对科普杂志的创办和发行力度，并加强科教电影的放映工作，以满足青少年学生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此外，史先生曾在《少年科普报》上这样鼓励青少年朋友：“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对你们一生的发展和奋斗都很重要。但光有理想还是远远不足的，最关键的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决心和行动。你们就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认认真真学好本领，在自然与社会的大环境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祖国未来的优秀建设人才。” 他还在“青少年科技博览”第二届奖学金、助学金颁发大会上教导青少年科教兴国的重要性，鼓励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同时也加强德智体美全方面的培养，为成为祖国的栋梁而努力。

　　对于大学生的教育，他主张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做全面培养。他曾用这样的观点敦促大学生：“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如果将人生比作地球，那么专业素质就是经线，它要求我们沿着既定目标向纵深度发展，使我们成为精密型人才；道德素质是纬线，它更注重扩展，是横向的延续和发展。只有经纬互相包容，和谐、系统的纵横交错在一起，才能构筑一个充实而富有意义的人生。”他还鼓励大学生勤工助学，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积累社会和生活素质和能力。1985年，当他得知天津大学学生经营牛奶站和学生自办的“北洋春”咖啡厅时，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勤工俭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让学生变得“钱”字当头，影响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的情况，他专门写了一篇“大学生的勤工俭学”的文章，明确支持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他认为，勤工俭学是对个人综合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并建议高等学校应有系统、有组织地支持大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活动，而且突出科技服务、知识输出、智力开发等特点，发挥大学生的优势。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大意义，史先生曾经在接受我校记者正常采访时，掷地有声、热血沸腾的说：“现在和将来世界上的竞争，其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高等教育肩负着最重要的责任”。史先生曾在《关于技术引进》一文中提到，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最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在人才教育培训和提拔的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方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的。

　　史先生始终以前瞻性的视角，本着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的原则，全面、系统的关注国家的人才教育培训教育体系，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一生。

　　1956年，史绍熙同志加入中国。他是中国优秀党员，曾当选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市八、九、十届人大代表。史先生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自己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为祖国培养人才，促进科学进步的道路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没有停止付出和奉献。

　　史先生是一个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在平时，他的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基本上没有节假日，甚至被人称为“工作狂”。在女儿史君慧的记忆中，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背影。史先生的台历和记事本上，总是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干不完的工作。每天、每周、每月的计划都安排的满满的。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来自国内外的信件，待审核的文章，待修改的论文……因此总感觉到时间不够用。每天清晨四点多钟，他书房的台灯就亮了，到7点钟吃早饭时已经工作了3个小时。晚饭后，看完新闻联播，他又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清晨、夜晚，史先生桌上的台灯总是亮着。即使是外出开会，他都要带着一些资料在火车上、飞机上及住宿的旅馆中继续他的工作。直至去世，翻开他的工作规划本，依然记载着许多他计划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干的工作。

　　2000初，史先生在体检中检查出腹部有异物，人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依然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仍然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后来病情加重，才不得不住进医院。确诊为癌症，大家都不忍告诉先生。当时，他住的病房是个套间，外面是接待室，他却把接待室当成工作室用了。在手术前后，还依然为学生修改毕业论文，评审科研论文，指导项目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工作。手术后，史先生的精神情况非常好，大家都以为奇迹出现了，但是，那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生还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每时每刻和病魔斗争，还在安排自己出院后的日程和工作。病情一天天恶化，然而他依然忍着疼痛，用左手捂着腹部，右手修改学生的论文，并参加两个博士生的答辩，这是他送走的最后两个博士生。他辞世时，尚有5名博士未能完成学业，许多工作未能完成，他不得不无限遗憾的离开他一生挚爱的事业。他不愧为一位忠诚的战士。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利军曾在“我国内燃机领域奠基人史绍熙逝世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这样评价先生：史绍熙同志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师德楷模，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把一生奉献给教育发展，奉献给科学技术进步，不仅留下了珍贵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编辑 武东方)

　　在讨论发展和安全、维护产业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别扩大化。从长远角度解决...

　　从市教委获悉，“校企紧握手”海河教育园区科技成果发布暨校企对接会日前举行。